作为最具国民性的演员之一，葛优及其银幕形象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具备特殊的文化意义。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喜剧类影视作品的不断发展，葛优凭借其特有的平民气质和颇具喜感的外形塑造了一系列家喻户晓的经典角色，一度成为中国电影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重要符号象征。

宁浩与徐磊曾直言自己深受京派喜剧的影响，毫无疑问，他们在塑造张北京的过程中也广泛参考了葛优昔日深入人心的银幕角色。一方面，张北京的人物形象同《北京你好》《北京好人》里大大咧咧、真实坦率、热心善良的普通大爷张北京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张北京的“文化基因”又可以追溯至《顽主》（1988）《大撒把》（1992）《甲方乙方》（1997）《不见不散》（1998）等电影中葛优角色的共同特质，即浓郁的市井气息、自得其乐的生命活力、自由洒脱的性格特点、偶尔灵光一现的“街头智慧”。

《北京你好》和《北京好人》的成功关键在于主创对张北京的出色塑造，而张北京之所以能为观众带来情感认同，正是因为他是一个缺点鲜明但真实、亲和、善良的小人物。

在《北京好人》中，张北京既不想把辛苦攒下的买车钱借给得了癌症的表舅动手术，又担心表舅被病情耽误，于是想到冒用医保卡的计策。真相败露后，张北京还是克服了内心的纠结，主动为表舅交上了手术费。从为了给亲人治病而剑走偏锋，到舍弃私欲做出牺牲，张北京的“弧光”（即角色的成长轨迹）在人物内心的挣扎与醒悟中悄然完成，故事因此显得鲜活动人。

从短片走向长片，《爆款好人》若想为观众搭建起价值认同的桥梁，不能只突出张北京表层的形象特点，更需要叙事的严密支撑。从电影一开始，创作者便极力用零散的情节打造张北京“中老年顽主”的人设：在停车场鬼鬼祟祟地打量别人的豪车、在商业街凑热闹被钩掉假发、为了维权开着儿童小火车与人偶演员相撞。

意外走红网络后，对网红生态一知半解的张北京又想凭自己的三脚猫功夫成为真正的维权博主。在这一过程中，张北京与网红身份的不协调既是影片喜剧性内容的主要来源，也是塑造人物“顽主”特质的重要路径。

但是，为了烘托张北京光明正面的形象，《爆款好人》只在言行举止这些细枝末节处勾勒其狡黠、直白、天真、散漫等特点，抑或用闹剧的展现方式让张北京更加“接地气”。然而，真正影响张北京做出决定、继而推动叙事发展的，仍是其爱子心切的心情和想当一个好人的朴素愿望。

与老温的“争爸赛”固然可以表现出张北京执拗、倔强、好面子的一面，但是影片又反复渲染其作为一位平凡父亲的心酸。而当张北京多次好心办坏事，遭受网络暴力，甚至成为“全民公敌”时，他表露出的无力感又与自身洒脱、不羁的一面相互冲突。

这种矛盾性在张北京深陷舆论风波乃至错过儿子婚礼的情节中达到顶峰：他一边用抹黑自己的悲壮行径帮助李小琴卖货，一边自觉“给儿子折面了”而忍痛缺席家庭合影。在浓重的伤感音乐中，观众只能被迫沉溺于对张北京的同情里。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其文艺理论著作《诗学》中提出：“喜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通过表现小人物的性格缺陷和滑稽行为，喜剧可以给观众带来道德上的优越感，从而激发观众的笑声；而通过书写小人物的成长变化，喜剧又可以为观众建立深刻的情感共鸣。

在《爆款好人》里，一心想做好人的张北京在行动中逐渐丧失了小人物的多面性，凸显其变化轨迹的“弧光”也悄然隐没于他从一而终的正义感里。事实上，《爆款好人》里没有一个真正的负面形象，李小琴、奎哥、杨老师、笑哥等人的设定悬浮而粗糙，这让影片的群像塑造显得更为扁平。

也许，当混不吝、真性情的顽主闯入风谲云诡的互联网世界时，等待这位北京好人的只有失落、无奈与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