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的炮火中，钳工莫得闲（肖战饰）拖着一家老小踏上逃亡路，最终在深山戈止镇寻得片刻安宁——当《得闲谨制》的开篇将镜头对准这个满身泥屑的工匠时，不少观众和我一样捏紧了手心：怕又是“手撕鬼子”的荒诞，或是苦大仇深的刻板叙事。但孔笙与兰晓龙联手打造的这部作品，却用黑色幽默的笔触与小人物的真实刻画，彻底颠覆了抗日题材的固有印象，交出了一份令人惊喜的答卷。

        第一招打破刻板印象的“妙手”，是用黑色幽默消解沉重，让战争叙事更具人性温度。以往抗日片多以极致悲情渲染苦难，而《得闲谨制》却深谙“苦中作乐”的生活本质。长江逃难的破船上，莫得闲的太爷爷因家破人亡一心求死，纵身跃入江中却被船身绳索挂住；莫得闲跳江救人，慌乱中竟扯烂了陌生女子的旗袍，引得影厅笑声阵阵。这看似荒诞的桥段，恰恰戳中了战争的残酷本质——它把人逼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境，却又在悲恸里掺进几分哭笑不得的荒诞。

        这种幽默从非轻佻的调侃，而是对苦难的温柔缓冲。莫得闲带着家人在宜昌组建小家，逃难路上既要躲空袭，又要应对孩子高烧变聋的窘境，可日子照样要过，柴米油盐不曾停歇。兰晓龙用“死啊死啊的就习惯了”这样的台词，将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无奈与韧性具象化，让观众在笑中带泪间读懂：战争里的英雄从不是天生的，他们首先是想活下去的凡人。

        第二招则是剥离“神化”滤镜，让英雄回归“凡人本色”。影片彻底抛弃了抗日神剧里“以一敌百”的超能力设定，聚焦一群“不合格”的反抗者。莫得闲只是个手艺精湛的钳工，他的武器是自己打造的工具；彭昱畅饰演的炮长肖衍，带着一门机关炮却五年没开过火，连面对三个日军都畏缩不前；戈止镇的百姓更是形形色色，有分不清中日军队的卖货郎，有举着刺刀却不敢刺出的农夫。

        这些人的怯懦与犹豫，恰恰让最后的反抗更具震撼力。当日军的刺刀划破小镇的宁静，当亲人的鲜血溅在门槛上，这群“怂兵”“愚民”才被逼到绝境。莫得闲用钳工技艺改装农具成武器，肖衍在战友牺牲后终于打响第一炮，百姓们举着锄头扁担冲向枪口——没有惊天动地的战术，只有“为守护家园拼命”的本能。这种从“怕”到“拼”的转变，让英雄主义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小人物在绝境中迸发的血性。

        肖战褪去偶像光环，用粗布衣衫和南京方言，将莫得闲“有点颠三倒四却心怀血性”的特质诠释得入木三分；彭昱畅则让“渣兵”肖衍的成长弧光充满说服力。孔笙搭建的实景戈止镇，从斑驳牌匾到磨损石板都透着年代质感，兰晓龙“战争版桃花源记”的构想，让大历史与个体命运在此交融。

        《得闲谨制》的“谨制”二字，既刻着莫得闲的工匠初心，也藏着主创的创作诚意。它证明抗日题材不必依赖猎奇或悲情，用真实的人性、幽默的表达，照样能拍出直击人心的力量。当最后莫得闲在门板上刻下“得闲谨制”，他刻下的不仅是工匠印记，更是普通人在乱世中“守家即守国”的信仰。